伶仃访谈||在新征程中走好乡村善治路：谢治菊《南方》杂志专访

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-02-24

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，瞬息万变。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，无时不在变动之中。故培育人才，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，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，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，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——陈炳权（广州大学创校校长）

在新征程中走好乡村善治路

——谢治菊教授《南方》杂志访谈录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”，为加强城乡基层治理指明路径。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都需要强化制度之力，汇聚起全党上下、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力量。

　　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及其团队，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贫困治理的研究，多次参与国家级贫困县退出预评估、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与地方政府脱贫攻坚重大会议，参与国家部委、地方政府“十四五”规划的编制工作，为各级政府开展专题讲座、咨询服务、业务培训等工作。近日，《南方》杂志专访谢治菊教授，就新征程走好乡村善治路进行探讨。

全面小康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：2020年底，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即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乡村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有哪些新的特征？

　　谢治菊：相比之下，脱贫攻坚时期偏重于贫困治理，乡村振兴时期则对治理的全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，必须以基于“小基层、大舞台”的基层社会治理为依托，才能有效实现。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，变领导公众为服务公众，变“全能政府”为“有限政府”，探索出全域型社会治理的新模式。

这样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治理领域的协同、治理空间的融合、治理手段的多元、治理内容的全面，更意味着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治理理念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，以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”为核心要义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正在形成。全域型社会治理打破城乡二元模式，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下，乡村善治新格局的发展方向。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：全域型社会治理对“公众参与”“社会协同”的要求更高，这意味着对人的主动性、自觉性的要求更高。如何推动乡村中“人”的发展？

　　谢治菊：这就回到我们当前的贫困治理上来。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，当下的贫困治理研究也应关注这一趋势。思考采取何种举措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，这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，也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精神动力。

　　“扶贫必扶智，治贫先治愚。”随着后扶贫时代到来，国家的减贫战略将发生以下转变：一是贫困方式由绝对向相对转变，二是治理方式由集中向常规转变，三是治理重点由乡村贫困转向城乡融合，四是治理手段由国内合作转向国际合作。在此背景下，常见的项目扶贫、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、精神扶贫、心理扶贫效果会大打折扣，教育扶贫的作用愈发重要。可以说，探讨教育五层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，是有效解决2020年贫困县全摘帽以后贫困问题的重要保障。

　　贫困治理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发展，具体到做法上：一是强化教育，转变贫困者的认知与思维，营造劳动光荣、懒惰可耻的环境氛围，树立自力更生、自强不息的脱贫理念。二是开展培训，增强贫困者的发展能力，应壮大科技扶贫队伍，开展针对性、个性化较强的科技培训。三是关注心理，提升精准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，从根本上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贫困户个人发展了就能脱贫，农民个人得到了发展，就能长足迈向乡村振兴。全面小康本质上也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

　　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：许多乡村贫困的原因是党组织软弱涣散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，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比城市更大的挑战。广东实施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，对乡村治理有哪些重要意义？

　　谢治菊：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农村的基层治理有许多薄弱的地方，广东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，有利于夯实基层党建，加强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领导。

　　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，任何一项大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，都是有组织的活动，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核心。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斗堡垒，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组织基础和根本保障。

　　要不断深化创新基层治理，一是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“一线指挥部”的作用，不断压实责任，激活动力，建立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，构建直接联系群众网格化管理格局。二是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单位党员干部“一对一”或“多对一”的帮扶模式，树立一线选人用人导向，不断增强各级组织抓好抓实农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三是选优配强“村支两委”干部队伍，探索实行村干部职业化路子，对村干部实行岗位职业化、报酬工薪化、管理规范化、发展持续化的管理体系，通过政策红利致力于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，真正让他们成为乡村建设的堡垒和排头兵。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：您的团队对扶贫干部队伍进行了大量调研，了解到乡村治理中许多问题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，如何延续原来有益的对口扶贫机制，如何让基层公务员更好地发挥作用？

　　谢治菊：中央指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我们要继续发挥好对口扶贫机制，以扶贫干部为纽带，对乡村建设“扶上马、送一程”，延续原来有益的扶贫机制。

　　一是发挥扶贫干部的积累优势，乡村的资源禀赋、产业发展如何，扶贫干部心里最有数，由他们参与谋划乡村建设图景，最有底气。二是扩大对口帮扶面，过去是扶贫村进行对口扶贫，现在可以扩大到更多的村，进行对口联系，加大资源整合利用。三是提高驻村工作效率，驻村干部数量要减少、质量要提高，将驻村干部从繁琐的表、卡、册中解放出来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招商引资、筹集社会资源用于乡村建设。

　　基层公务员是将党和国家重大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力量，在特定场域下构成了民众评价政府的经验基础。尤其是面对农村工作的基层公务员，长期以来也面临着责任重、压力大等问题，我们在《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心态研究》一书中也进行过深入探讨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　　一是平衡主客观责任，减少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。二是构建大数据平台，动态监管基层公务员行为。三是建构政策限度，积极调适扶贫干部心态。四是健全体制机制，有力保障基层公务员权益。五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调整公务员的角色期待。六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，科学减轻工作负担。

　　破解城乡基层治理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：中国将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。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应该如何打破藩篱、共同促进？

　　谢治菊：中国处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，但是从经济角度看，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中国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，广阔的乡村是主战场，应逐步打破城乡藩篱。

　　一是让乡村群众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。因为城乡收入差距、基础建设差异，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体上相对落后于城市。财政应该适当倾斜，加大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。

　　二是提供新机遇提高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。机遇在哪里，人才就在哪里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机遇都集中在城市。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，乡村振兴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和动能，被赋予更新的使命，也是人才建功立业、开拓创新的新战场，有益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乡村，从而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系。

　　三是创新机制体制建设。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其所涉及的人员、单位、行业、资金、时间、流程、内容等多且杂，需要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，必须完善组织管理体系，有序领导、统筹规划、落实细节。所以要强化力量配备协同，形成管理工作合力，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、相互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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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|《南方》杂志2020年第24期

记者|《南方》杂志记者∕杨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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